過去,經濟學家常以東亞國家成功的例子,解釋獨裁政府在經濟改革上會比民主政府還要有利;像是南韓、台灣和新加坡,都在60、70及80年代的獨裁統治下,大幅改善國家經濟。
然而,不能以偏概全,因為我們也看見了相應的失敗例子:南韓成功,北韓失敗;台灣成功,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失敗;緬甸不成功;菲律賓不成功。如果將視野擴大到全球,就更難去證明獨裁政權是否真的比較能成功改善經濟。
進入二十一世紀後,世界經濟體系隨著中國和印度的迅速發展,投資者爭相湧入亞洲市場,中印兩國成了經濟學家眼中從貧困邁向繁榮的典範。這場龍與象之爭,更延伸出對兩國背後政經關係的諸多討論─民主或獨裁,哪一種政治體系較能幫助經濟發展?
針對這個問題,研究中國與印度經濟發展的麻省理工經濟學教授黃亞生,從一些案例中,探討民主制度是否會妨礙經濟發展。
Yasheng Huang: Does democracy stifle economic growth?
國家因民主體制而難有更多基礎建設?
如果只靠GDP(國內生產總值)來比較兩國經濟,會判斷中國的經濟發展高於印度。但若從過去的GDP再做比較,就會發現到,兩國的差距正在明顯縮小。過去三十年內,中國GDP的成長還是印度的兩倍;但在過去五年內,兩國經濟開始趨向一致。你可能會問:為什麼在過去三十年,中國的經濟表現會比印度好? 一個簡單的答案是─中國有較多的基礎建設。看看下面這張比較圖,右圖為中國的上海的浦東地區;左圖為印度孟買Dharavi貧民窟的景象。
照片背後,可能暗示著極權與民主在政策規劃與執行上的不同成效。民主的印度無法如中國政府擁有強制性的公權力,就算印度的辛格總理渴望將孟買打造成另一個上海,但在施政上,他必須聽取人民意見,與民意協商。 相較印度,上海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容易推動多了。這種模式強調為了經濟發展,政府能強行主導機場、公路、橋樑等公共建設,將國家利益凌駕於法治之上,數百萬的人民會因為國家建設而被迫遷離。上海的發展模式似乎意味著民主就是經濟成長的障礙,但黃亞生要問:基礎建設對推動經濟有必然關係嗎?
基礎建設不必然能帶動經濟
黃亞生不認為基礎建設必然會帶動經濟。他提出兩個問題做為討論的例子,第一個是:「有兩個國家,甲國比乙國擁有更多基礎建設上的優勢,它有更多的電話、更長的鐵路系統。」
從基礎建設的角度來看,你可能會認為甲國是中國,乙國是印度。但事實上,甲國是1989年的蘇聯,乙國是當時的中國。蘇聯雖然有驚人的電話統計數據,但其經濟發展卻在那幾年逐漸趨緩,兩年後,宣告解體。反倒是當時基礎建設較少的中國,在過去的二十年,每年都出現雙位數的經濟成長率。因此,光靠基礎建設的數目,可能會誤判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。
第二個問題是:「有兩個亞洲國家,丙國在1990年的GDP是300美元,丁國則是460美元;到了2008年,丙國GDP為650美元,丁國則超越丙國,達到700美元。請問丙國與丁國分別是哪兩個國家?」
黃亞生的回答是,丙國為軍事統治下的巴基斯坦,丁國則是長期在民主的印度。這兩國的國家地理位置相近,也同樣擁有複雜、相似的歷史背景,因此,以這兩國做比較,更能看出民主對經濟成長是有所幫助的。
中印兩國的政治改革如何改善經濟困境
一國的經濟成長,其實受到許多變因影響,如制度上的產權保護、民主與法治;自然資源上的石油、礦產與交通;勞動力的數量、成本與數值;或土地等等要素。一個經濟體會因為某幾項要素特別突出而得到良好的發展空間,從這個角度再來比較中印兩國,也就不難解釋中國經濟體強大的原因了─該國擁有勞動力的優勢。
換句話說,這解釋了為何當年在共產極權下的中國,即使歷經了文化大革命等瘋狂的施政,在經濟上卻還是能大幅領先當時甘地領導下的印度。因為中國有強大的資本,足以克服文革所帶來的慘痛影響。這個優勢,就是龐大的人力資本。
但你可能還是會問:這樣的政治制度依舊促進了經濟發展,不是嗎?黃亞生認為,我們不能只憑著「一黨獨裁」來做評斷。一黨獨裁是靜態的制度因素,但其中還能區分出所謂的動態制度因素。動態因素,意味著制度會隨著時間改變,中國的改變,便是引進了農村選舉,並加強獨立企業、長期土地租賃的保障,並且在農村中進行財政改革、農村創業革命。事實上,中國的政治制度已朝向更開放、更自由的動態持續發展。
制度上的動態因素也同樣能拿來分析印度經濟的崛起,這個關鍵,就在1990年代的政經改革。90年之前,印度採用的體制是模仿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,但90年代後,其不只對鄉村自治、傳媒私有化和金融改革做了改制,更引進資訊自由法案等措施。因此,黃亞生認為這是許多學者都忽略的事實-印度經濟的低迷期正是在國家政體最威權的年代,而過去十年的快速成長,則為印度最民主的時候,所以不能將過去三十年的GDP低成長歸咎於印度的民主制度。
更開放的改革有助國家獲得更大效益
藉由不同國家之間的案例,並對中印兩國的制度、崛起背景等因素進行比較,黃亞生認為,民主並不會阻礙經濟發展,甚至在較開放的改革下,還能幫助國家獲得更大利益。當然,經濟成長不只是靠政府主導,還有許多可能受到社會、資訊層面與全球化等諸多因素的變因。注重國家本身優勢,發展資源上的特色,或許才是制度改革上為經濟發展所做的最佳投資。
陳冠瑜編輯,出處:http://tedxtaipei.com/articles/yasheng-huan-does-democracy-stifle-economic-growth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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